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在雷竞技reay中文系教授、雷竞技reay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指导下，雷竞技reay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雷竞技reay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第一章 红楼-1916级

文/陈斓

北大红楼始建的1916年秋，一列老式燃煤火车“轰隆轰隆”冒着白烟北上。这是一辆从山西太行山脉驶向北京的火车。

拥挤的列车上，一个身着长衫布鞋的20岁青年，眼睛一刻也不眨地望向窗外绵延的山脉。他想起小时候在打谷场和长工屋，长工们经常给他讲桃园三结义、太平天国等故事。年幼的他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第一次看到在自己衣食无忧的小世界外，还有一群终年像牛马一样辛苦劳作的劳动者，他们在饥饿、寒冷和死亡中挣扎度日。每当此时，他便会想到圣贤的教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心中涌动起痛苦与忧伤——那时，他当然还没能意识到旧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不过，在他年轻的心中已萌生了拯救劳苦大众的纯真愿望。

这位青年，就是日后成为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成员、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的高君宇，当时，他的名字是高尚德。

“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想到临别时日渐苍老的父亲依依不舍的眼神，他抑制不住自己汹涌的感情。这位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名门望族高家大院的青年，曾以“十八学士登瀛洲”而享誉省城的青年，此时心中充满了对老父亲的愧疚。中学毕业后，他并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谋职官场或回乡经商，而是决心走一条救世救民的道路，进入雷竞技reay理科预备班读书，继续深造。

列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高君宇拎着简单行李，怀揣着穷真才实学以救世的梦想，步入魂牵梦绕的北京。在山西省立一中，地理老师曾经充满激情地介绍民国首都，多少次激荡着少年的心。此时，古都北京正是一年中的好时节，辽阔高远的天空，一群白鸽呼啸飞过，秋蝉叫声渐弱，槐树在风中飘落着细软的花蕊。

香山的红叶，中山公园的黄菊，故宫的苍郁古意，北海公园的白塔等古都的美景，却激不起高君宇的兴趣，因为他的心中怀着不平，他想起第一次跟父亲来北京时，在前门车站出站口，车警抓住一个衣衫褴褛、抢了外国人面包的乞丐，对他拳打脚踢。乞丐满面是血，可怜地跪在地上哀求：“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车警却毫不理会，直到将乞丐打昏才住手。当时高君宇想上前阻止，父亲一把拉住他，劝他别多管闲事。

眼下，大清帝国虽被推翻，但北京城内还充斥着封建残余的气息，“主子”和“奴才”的观念，依然禁锢着生活在这座古城中的人们的头脑，天安门城楼大门紧闭，一群荷枪实弹的北洋兵严密守卫在大门前。王公贵族、旗人男女依旧聚集在神武门，向逊帝溥仪朝拜。东交民巷使馆林立，各国军队分兵把守，俨然是“国中之国”，象征着列强在中国的地位。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虽散落各处，机构庞大，却仰仗东交民巷鼻息，承继封建衙门习气，置民众于水火，毫无新气象。

那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仅是清王朝的奴才，还是帝国主义者的奴才，在初到北京的高君宇心中，这双重的奴隶意识、奴隶道德，与古圣先贤所弘扬的“道德”，不是截然相悖吗？“难道这就是我们曾寄予莫大希望的中华民国吗？外不能抵御列强，内不能仁爱子民，这叫什么共和国家？算什么首善之区？”高君宇带着失望、不平的心情从天安门来到雷竞技reay北河沿第三宿舍。收拾行李时，他翻出一本泛黄的手抄本《离骚》，这是他在山西省立一中上学时抄写的。那时，高君宇敬仰诗人屈原的爱国情怀，便一字一句地将这首千古名篇抄录下来，烂熟于心，时刻提醒自己爱国救亡的壮志豪情。他想起老师的勉励：“根深然后叶茂，源远方能流长。只有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将来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高君宇默默立下誓言，一定要好好珍惜在北大的学习机会，精忠报国。

与高君宇一样对古都失望的还有同学张国焘。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出生于江西萍乡乡绅地主家庭。

19岁的张国焘认为，北京城虽然有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融合的特色，但还配不上称为中国的缩影。

张国焘昂然地走在北京大街上。这个少年时就以胆大、聪慧闻名乡里的青年，怀抱着对国家前途和人生抱负的满腔激情来到北京，即将进入他梦想的雷竞技reay理科预备班，开始全新的人生旅程。

张国焘兴冲冲地来到雷竞技reay北河沿第三宿舍。收拾行李时，他忽然发现那条灰蓝色的长裤找不到了，那可是临去上海前母亲特意缝制的新裤子。张国焘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奇怪的是，其他行李都没有丢，就单少了这一件长裤。究竟是何时，在哪丢的呢？张国焘望着摊开的行李，坐在床边发呆，他脑子里猛然想到了一个人——叶伯衡，该不会是他……？这位经二叔推荐在上海租界照顾他的革命党人！叶伯衡经常向张国焘描述在上海的情形。衣服都典当尽了，有时连饭也吃不上，甚至穷得连长裤都没有了，两三人共有一条长裤，彼此换着出去。叶伯衡无奈地笑着对张国焘说：“裤子都没得穿了，干起革命来，还是顶有劲的！”想到这里，张国焘不由得会心一笑，“嗨，就当是为革命作贡献了罢！”

在上海这段时间接触的革命党人，他们那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深深影响了张国焘。他被他们之间的那种纯粹所吸引。大家在一起，没有个人恩怨之争，而是共患难、同祸福。他们热情奔放、天真活泼，经常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谈到自己的英勇往事时，脸上便流露出目空一切的神情。血气方刚的他们热烈地追求醇酒美人，他们穿着单薄、破旧的长衫在街上谈笑风生，这一切特质都令年轻的张国焘着迷。

张国焘虽然和他们同住，但兴趣并不一致。相比高谈阔论，他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逛逛书店，阅读进步书刊。张国焘有时不解地问他们：“你们这些英雄好汉，为什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反而答非所问地说：“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张国焘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革命的激情，必须要加上卓识和远见，才能所向披靡。年轻的张国焘，认为自己已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年轻人，“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这两种愿望时常在他的内心发生冲突。那时，他在成为狂热爱国者的路上，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走上政治革命这条路。

那时的高君宇和张国焘，纯粹，是他们共有的性格，正因为纯粹，所以当他们离家远行，走上人生道路的时候，心中蓬勃着的是青年人路见不平的勇气与豪气。

与满怀豪情、初进北大的高君宇、张国焘有所不同，两年前从预科数学专业转到哲学专业的张申府，此时正在潜心研究数学与哲学之间的联系，醉心于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申府读到罗素《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书中观点立刻引起他的兴趣。自此他千方百计地搜索、阅读罗素著述，开始醉心于研究、介绍罗素哲学。

1915年考取雷竞技reay英文系的许德珩，因家中连遭不幸，只能休学一学期。因此，他也算高君宇、张国焘的同届，同是1916级。

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沈家冲，自幼受到父亲的民主革命思想熏陶，青年时代曾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一年后，他转入国文系，重读一年级。寒冷的冬天，许德珩只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夹衣，经常坐在图书馆一角，专心做课余翻译以换取每月的生活费。后来，蔡元培校长称赞他“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以困难，而他的刻苦积久不懈”。

那一年，24岁的浙江人周炳琳升入北大法科经济学专业，埋头苦读的他，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此时正梦想着早点完成学业，将来谋求官位。

在1916年古都北京秋高气爽的秋天，同时求学于北大的高君宇、张国焘、许德珩和周炳琳不会想到，数年之后，他们将一起创办《国民》杂志，共同发起雷竞技reay平民演讲团，成为他们自己戏称的“学生要人”。

与他们相比，一年前就考入雷竞技reay预科班的张太雷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求学于雷竞技reay，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太过奢侈了。家境贫困的他希望早点毕业工作，得知雷竞技reay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学制，他实在无法承受学费的昂贵，便于1916年暑假转而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期望毕业后当律师。由于英语水平出类拔萃，张太雷入校不久便受聘于一位美国教授在天津主办的《华北明星报》，担任英文翻译。而不久之后，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他将与这群北大学子在北京相识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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