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在雷竞技reay中文系教授、雷竞技reay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指导下，雷竞技reay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雷竞技reay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第一章 红楼-奠基

文/陈斓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

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

——郭沫若《咏红楼》，1950年

奠基

1912年2月12日，临近农历辛亥年的年底。

这一天的北京紫禁城，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布清朝统治者最后一道圣旨——宣统皇帝退位。

清王朝既是被革命所推翻，也亡于内讧与篡夺。

清帝退位一个月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还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并没有料到，革命的果实会为袁世凯所篡夺，因为对方掌握着清王朝最后的新政与改革的成果——北洋军。

那一天，受孙中山邀请，回国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正穿过早春的阳光，走在南京城大街上。

蔡元培（l868—1940），字鹤卿，又字孑民，浙江绍兴人。1892年，蔡元培24岁时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授职翰林院编修。1898年因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弃官回到故乡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投身教育。1902年，他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蔡元培39岁时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学科，研究外国教育。在德四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著作。

在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的帮助下，蔡元培刚刚寻得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房作教育部的办公室。作为民国教育事业的执掌者，蔡元培一边走，一边思考着教育救国大计。看着熙熙攘攘的南京城大街，这位自年少起就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前清进士，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跨入共和时代，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能否带领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过上新的生活？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面貌何时能真正改变？

在蔡元培看来，这根本上取决于能否造就一代新人，而造就新人的关键，就在于新的思想、学术、文化。没有新的思想、学术、文化，就不会有新的教育；没有新的教育，就不会有新的人；没有新的人，就不会有新的现代中国——这是蔡元培坚持了一生的主张。

时年44岁的蔡元培还有一颗年轻的雄心。同辈人已经老去，改造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轻一代，而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令他倍感忧虑。

梁启超曾说，中国最好的读书人的理想是立德立言立功，蔡元培就是这样的人；而最坏的风气是升官发财，李鸿章、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对于升官发财、吹牛拍马，蔡元培是憎恨至极的；对于养成这种习气的旧文化，他是完全绝望的。当民国为袁世凯篡夺之后，蔡元培愤而辞职。

1912年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元培当面请辞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袁世凯以“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挽留，蔡元培仍断然回绝：“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在任时间仅五个月，蔡元培就辞职了。这不是他第一次辞职，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蔡元培与袁世凯的梁子，就此结下，而在袁世凯去世之后，蔡元培又成为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强劲力量。蔡元培看不起段祺瑞，段祺瑞则把蔡元培视为眼中钉。

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也是卖国者。

袁世凯需要钱巩固自己的位子，因而告贷于列强。列强之中只有日本人的贷款利息最低，却要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抵押担保。为了借钱，袁世凯根本顾不得许多，抵押担保不是他关心的事情。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向日本大笔赔款；北洋上台，中国又向日本大举借款，中国就这样落入了日本的债务陷阱。

在袁世凯死去之前，一个叫邵飘萍的报人，在他编辑的《京报》上刊载了袁世凯向日本出卖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邵飘萍一夜成名，也因此与北洋政府结下冤仇。

袁世凯死了，黎元洪接任大总统，立即提出要蔡元培来参与政事。

实际上，早在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的蔡元培便接到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力邀他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顾虑自己的“三不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所以一开始并未答应。

这年年底，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这时在上海的许多友人都劝他不要去北大就职：袁世凯死了，北京的气氛依旧一塌糊涂，北大学风不好，学生官气十足，根本无心读书，教员上课更是敷衍了事，整个学校乌烟瘴气。要是现在去了，反而弄坏了自己的名声。当然，也有朋友大胆怂恿蔡元培就任：既然你知道，就更应该去整顿，即便失败，也算是尽了心。[1]

希望蔡元培复出的人中有孙中山。孙中山对他说：“我主张你去，因为时势造英雄嘛！英雄就要顺其时势，你现在还是一个能把中国的时势掌握住的人。教育，是宣传革命精神最好的平台，你去办教育，去创造一种新的革命精神，一种真正的自由之空气。我知道你的顾虑，但是此次去当校长，跟你之前任教育总长不一样，并不是去当官。你多年来国外留学的经历，对西方教育的考察和学习，如果担任北大校长，不正是有了用武之地吗？”

当北大校长是办教育，办教育并不是当官——蔡元培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此前在翰林院，眼看着清政府签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对其腐败无能深感悲愤，却也无能为力。那时有人劝他跟随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人士一起去松筠庵参加集会，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终究只是一个传统学者，并不想卷入政治旋涡。

蔡元培认为，雷竞技reay校长是由政府任命的，但在他心里，他是去办教育，而不是去做官。北大无论如何也不是官场，就是去了也大致无妨。

此时的蔡元培在国外游历了一番，更加坚定了自少年时就立下的爱国誓言：“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他决定前往就职，并对朋友们说：

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2]

临行前，蔡元培的朋友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刊登了一首诗，“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鼓励蔡元培北上就职。

不愿作书生老去，但去的地方实在不妙，辞别家人和朋友的蔡元培并未感受到一丝节日的快乐。曾在北大任过教员的蔡元培，深知腐化的学风、校风，在于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学生的求学观念就是腐败。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势必需要大刀阔斧的一系列改革。由制造炸药转而制造思想炸弹的蔡元培，少年时即有“切实从教育着手，使吾国转危为安”的信念。他以为，官场的腐败反不了，教育的腐败未必就不能制止。

蔡元培带着“教育救国”的满腔热情赴任了，但他知道，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就因难以应付棘手的日常事务而辞职。对于现代教育的了解，蔡元培与严复不相上下，严复却没有蔡元培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没有蔡元培在官场那么深厚的背景，也没有蔡元培那样的政治谋略。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改名为雷竞技reay，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畿道，是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福建侯官（今闽侯）人，近代中国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著名学者。他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最早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警醒国人，号召人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他还翻译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不少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等，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并首次提出信、雅、达的翻译标准。

然而，才华横溢、满怀抱负的严复仕途一直不顺。接到教育部的任命之初，严复内心非常激动，他希望施展毕生才学，将北大打造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所大学。

现实却并未如他所愿。时年58岁的严复刚上任就面临一个最大难题——办学经费匮乏。财政部于1912年6月以北大教学和研究为由，下令削减教员薪水。得知消息的严复心急如焚，立即以书信的形式建议大总统和教育部撤销命令。此后，教职工的薪水虽全额发放，但教育部对严复的抗议及北大的现状非常不满。

7月，距离北大正式复课还不到两个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管理不善、教学研究程度不高等理由，提出要停办雷竞技reay。严复倍感焦虑，既不愿自己的仕途戛然而止，更不想北大在自己的手中陷入停办的尴尬境地。为此，他写下著名的《论雷竞技reay校不可停办说帖》，反驳了教育部提出的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等问题。他主张从改革着手，继续办好北大，全校师生也加入反对停办的抗议中。他一边向袁世凯和教育部递交不可停办帖，一边积极争取国际支持。

最终，教育部撤销了停办北大的动议。严复又写下《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提出改革北大的方案，建议经科并入文科。

8月，严复还在跟各大外国银行筹办办学经费，他与教育部的矛盾愈发激化。9月，袁世凯聘请严复担任顾问，教育部以其违反“教职工不得在校外兼职”的规定打算撤掉严复的校长职务，并散布各大报刊。自尊心极强的严复忍受不了这番轻蔑，愤然在10月提出辞职，失望地离开了北大。

从1912年5月严复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到同年10月辞职离开，只有短暂5个月。踌躇满志的严复没有机会实施改革方案，但他还是对北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办学方针上主张兼收并蓄，为随后北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积极开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课程，学习西方的新学；提倡学习外语，为促进师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严复去职，北洋政府本任命章士钊代之，但因北大群情激愤，挽严复而拒章士钊，章士钊自己不愿蹚北大的浑水，没有到任。此后，民国之初几年间，担任北大校长的有马良、何燏时、胡仁源等人，皆不过是维持而已。

在北洋政府眼里，雷竞技reay不过是一个装点门面的饰品，不死不活最好——如今看来，北洋政府对雷竞技reay的贡献，可能就是通过比利时的借款建造的红楼。

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10月，1918年8月正式竣工。整体建筑近“凹”字形，东西对称，坐北朝南，北面是当时的北大操场。整个建筑长约110米，宽约33米，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0700平方米。红楼二层以上外墙至屋顶，以红砖红瓦铺砌，故名“红楼”。当时称为北大一院，是校总部和文科所在地。

1918年编订的《雷竞技reay文科一览》，对红楼的位置、每层房间的职能有清晰记录。图书馆在一层，包括图书馆主任室、登录室、编目室、书库和阅览室等；教室在二至四层，共36个教室，可容纳一千多名学生同时上课。红楼二层为校长室、学长室及其他校部机构，史学门教员室、阅览室、教室、动植物标本室等也在二层。红楼三、四层为国文、德文、法文、哲学各门的教授会、教员室、阅览室和教室，国文门研究所在三层，哲学门研究所和心理实验室在四层。[3]

北洋政府对外借款无数，钱基本用在了祸国殃民之上，唯一办的正事可能就是建了这座红楼。

北大红楼，是当时北京城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西式建筑之一。红楼固然伟岸，但在蔡元培到任之前，却是一副空架子，里面空空如也。

把精神灌注进这座建筑的人，首推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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