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雷竞技reay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雷竞技reay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第五章 互助-少年中国与互助试验

文/陈斓

3. 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其实，早在1918年5月那场学生温和的请愿风波平息之后，团结互助爱国的空气已迅速弥漫北大。

1918年5月，雷竞技reay的学生们想办的大事，其实原本并不是上街请愿。他们也绝没有想到一年后会发动如此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们原本想的是——

在学校里搞一个新社会实验，再把这个校园里的新社会实验，推行到全中国，而这个新社会的指导原则就是互助。

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留日学生“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成员才找了北大。1918年6月25日清晨，从日本罢学归国的曾琦和张尚龄一同搭上了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一个月前，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日本成立，曾琦和张尚龄都是救国团骨干成员。救国团活动遭到日本当局的迫害阻挠后，两千多名留日学生纷纷罢学回国，在上海成立救国团总部，继续与北洋政府斗争。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曾琦打算在京津成立救国团分部，这次他们专程来北京，就是为了找好友商议此事。

两人来到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回回营2号（今闹市口中街48号）的陈愚生家，陈的好友王光祈、周太玄、雷眉生等人也先后赶来。当曾琦谈了在京津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分部的想法后，王光祈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留日学生救国团将矛头指向段祺瑞政府，在京津难以有立足之地，不如另起炉灶，组织一个学会，召集有共同志向的爱国青年，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后，再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类实际问题。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琦就有过组织学会，进行社会改造实验的想法，后因罢学归国而搁置。于是，他们在陈愚生家彻夜畅谈，一致决定组建“少年中国学会”，“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1]

几天后，王光祈、曾琦、陈淯、张尚龄、周太玄、雷宝菁等几位同窗好友在陈愚生家，继续探讨组建学会一事，改造中国的共同理念和奋斗目标，让这几个年轻人很快地团结在一起。此时的李大钊也在苦苦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思考当代青年如何为民族振兴作出贡献，于是，他受邀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他们在会议上一致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译部主任，委托王光祈起草学会规约，并与李大钊商议。

1919年7月1日上午10点，少年中国学会在陈愚生家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和在京的十几名青年会员参加。李大钊修改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信条为“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会员标准包括“纯洁”“奋斗”“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绝不可以有“嫖赌或其他不道德的行为”，经5名会员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才可入会。

学会设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曾琦任评议部主任，王光祈任执行部主任，李大钊任月刊编辑主任。大会还决定每年7月1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出版图书，编辑发行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的《少年中国》月刊及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少年世界》月刊等。学会成立当天，曾琦兴奋地作了一首诗：“风尘相煦沐，幸有平生交。共作百年计，耻为一世豪。”大家“欢宴而散，吾少年中国学会遂呱呱坠地矣”。[2]

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的领导者，是四川人王光祈，他字润玙，笔名若愚，生于1892年，四川温江人。辛亥革命就是从保路运动闹起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时，王光祈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的罢课和游行活动。1916年，王光祈应《四川群报》主笔李劼人之约，兼任该报驻京记者，介绍北京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积极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斗争。后来《四川群报》被封，他又担任《川报》驻京记者。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王光祈撰写了大量文章，批评国内外时政。5月4日那一天，王光祈还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当天就将游行情况用专电发回成都——这当然都是后话。

此后，李大钊介绍北大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负责人和活跃成员如许德珩、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等加入学会。

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活动、坚决斗争的刘仁静，也被少年中国学会所吸引。对此，刘仁静回忆说：

我出狱后，有一天，在我的宿舍里，我见着一个人走进来，他年近三十，面庞清秀。他见着我和我热情握手，这就是王光祈先生…… 这次他特地来看望我，慰问我，并对我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表示称赞。我们谈了很多，最后他介绍我加入“少年中国学会”。[3]

1919年9月，刘仁静给他的好朋友恽代英写信，将《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四册和学会规约寄给恽代英，邀请他入会。恽代英细心研究了刘仁静的信和会务报告、规约以及会员通讯，认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正是他这两三年来所努力实践的信条。“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的少年中国学会正是自己多年寻求的扬善除恶的团体。恽代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给学会创建者之一王光祈写信，表达了“诚心地愿做一个会员”的心愿，于1919年10月，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第二次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介绍，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此后，毛泽东长期和学会保持联系，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还有“收毛泽东第三年会费二元”的记载。

少年中国学会又先后在南京、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海内外成立了分会，会员达120余人。此时，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在国内影响最大的青年学生社团。校长蔡元培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4]

然而，学会创始人王光祈在学会成立不到一年之际突然决定出国留学。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陷入了与同乡吴若膺的爱情，吴若膺是吴虞的爱女。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吴虞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就是吴虞率先提出的。

但是，因为体检不合格，王光祈最终没有去成美国，吴若膺则独自去了美国留学，而王光祈最终去了德国留学，两人因此分手。

1920年4月，王光祈赴德国法兰克福学习政治经济学，并兼任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的驻德特约通讯员。约在1922年冬，“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的王光祈，决心以礼乐治人心，“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从此改学音乐理论与音乐史。

1923年7月，王光祈从法兰克福迁居柏林，师从德国音乐教授学习小提琴和音乐。1927年4月，入柏林大学音乐系继续深造，历时7学期。1933年10 月，他受聘于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该院中国文艺课教师。次年6月，王光祈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获波恩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

此次奔赴德国留学，王光祈并未享受公费资助，因此生活很清苦，加上与恋人分离，心情一直抑郁。1936年1月12日，积劳成疾的王光祈因突发脑溢血骤然病逝于德国波恩医院，终年44岁。

1936年3月15日，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召开的王光祈先生追悼会上，主祭人宗白华先生在祭词中说：

他目光炯炯，沉默寡言，可是一开始谈到学会的事，这态度立刻放弃，以活泼的态度来谈会务，每一问题，他能运用细密的思考，使各方面都顾到，他简直是将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他的爱人，他的思想文字事业无不集中于学会。学会同人，都无形的以他为学会的中心人物，学会的灵魂。公推他返北京任执行部主任。在此期间中，学会的对外对内的会务，他用全力处理，他这种用于负责治事的精神，是没有人不钦佩的。

是时中国青年都感觉知识的饥荒，于是王先生不得不暂时抛弃——中国少年学会——他的事业的爱人，和所恋爱的爱人，同着魏时珍等到欧洲留学，王先生是极富于情感的，他的恋爱事件，使他精神上很痛苦，到欧后，恋爱又幻灭，他受了这重大的刺激。[5]

对曾经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事情，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渝宴请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十九人，周恩来以觉悟社会友的身份参加。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起初并不知道王光祈已经去世，后来得知后，极为感慨，多次批示照顾王光祈的后人。

4. 曦园

互助主义的探索，首先要从曦园说起。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去了，以后的路究竟怎么走，要办什么样的“大事”——这是邓中夏当时面临的问题。

临近毕业，父亲给邓中夏在北洋军政府谋得一份好差事，但他却退了“委任状”。他跟父亲说：“我不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众的长工……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

久经官场的父亲对儿子是宽容的，他以为自己的儿子是读书的时间太长了，因为长期埋头书斋，儿子不敢也不愿意去面对社会。这种“社会恐惧症”是年轻人都有的，既然儿子不愿意去工作，家里又不是一时养不起他，所以，不去工作也可以，早晚他是会想通的，早晚他是会到政府里去任职，像自己一样埋头做事，一步步地升上去。

现在，只要他不再上街去闹事，不愿工作，就由他去吧！

但是，宽容的父亲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儿子，因为邓中夏不是因为贪恋校园的清净而害怕进入社会，他确实是要“办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希望用北大校园的生活，去改造社会，希望把整个社会改造得如同北大校园一样。他不愿意到政府去工作，是因为他希望政府就像北大校园那样才是合理的——也许，这就是他所谓的“无政府思想”。

从长沙回到北京的邓中夏，历经五四风波，他认为用互助的精神来改造竞争的社会是可行的，于是便开始醉心于社会改革。他听说达教胡同4号有个空院出租，便立即决定租下来，在这里实践他的平民教育理想，这个理想的要害就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用萧三的话来说，就是“工人与学生两种人，应该合而为一，才是新世界的生存者”。这就是所谓的“工读主义”。

第二天，他在校园里散发《实行新生活》的油印传单，声明要组织一个非商业性的学生公寓，凡是住在这里的人，都要过一种新的生活。所谓新的生活，就是提倡亲自下手劳动，不雇用勤杂工人和炊事人员，不论做饭、挑水、洗衣服、倒垃圾、打扫院子，都按名单轮流担任。

当即，醉心于俄国革命的罗章龙、被同学称为“革命实行家”的张国焘、能说会道的政论家易克嶷等十多人报名。邓中夏起草了生活公约和学习公约，他强调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严格实行不做官、不纳妾、不闲逛荒嬉、不入娱乐场所和酒楼戏院。

于是大家都签了名，约定共同遵守执行。邓中夏还给这个公寓取了“曦园”的名字，寓意住在这里的人，一定要有蓬勃的朝气，就像清亮的晨曦一样。

位于皇城根小胡同的曦园公寓，每两人住一间房，公寓设有阅报室、文娱室和会客室，大家凑钱集体购置新出版的书籍报纸杂志，为了研究问题，每省的报纸都订了一份。食堂伙食按本人经济能力负担，费用或多或少自愿决定。

从此，邓中夏不但不要家里的钱，而且自己动手做饭，再也不回家吃仆人做的饭了。父亲默默地笑了，他说，儿子要自炊自食，与社会对抗，但他总是还要吃饭的，总有一天，他饿极了，就会再回家吃饭的……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一开始，就遇到不少困难。过去，大家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干过活。现在，一下子要做20多人的饭，要挑水、洗菜、生火、倒泔水。结果，饭烧煳了，菜烧咸了，泔水、粪水洒在身上，是常有的事。

轮到邓中夏时，他总是拣重活、脏活干，把轻松的活让给别人。他自己的生活则很不讲究。有时，胡乱吃些冷饭剩菜，也不在乎。房间里的东西也很简单，一张桌子，一张床，两把椅子，一个洗脸盆架，一个书架，行李只有一个老式皮箱、一只网篮和床上的被子。

邓中夏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上，用冷水洗脸，做操。晚上，就伏在灯下写日记，记录每天的工作心得。他还订了详细的读书计划，主要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过来的还很少，这是邓中夏非常苦恼的事。听说欧战结束后，马克贬值，他们就凑钱托人到德国去买马克思的书。买来后，请懂德文的同学抓紧翻译。听说日本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很多，邓中夏就发愤学习日文，每天从早到晚地念日文字母。因为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有些音咬不准，别人在一边笑，他也旁若无人地继续苦读。

曦园公寓每个星期至少举行两次座谈会，谈时事政治和学习上的问题。邓中夏还建立多种自学研究小组，经常组织讨论，举办读书报告会和讨论会。如谁读了新书，有了新的体会，就请谁作报告。若有同学出门远行归来，就请他报告此行的感想与见闻。

为了避免爱串门的同学过来闲聊打扰，邓中夏制作了一个写着“五分钟谈话”的桌牌放在桌上，来闲聊的同学见到这个牌子便不好意思打扰。在邓中夏和其他同学的主持下，曦园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

1919年12月18日，为驱逐祸湘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来北京，邓中夏同北大同学到车站迎接，配合毛泽东完成各种工作。毛泽东常常来到曦园公寓，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人长谈，在这里，毛泽东接触和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章。

这种自修、自律的生活，是毛泽东非常赞赏的。

1919年12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然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直奔张国焘的房间。这时，张国焘正在厨房里做饭，由于同学的暗示，他顿时感觉到大祸即将临头了。他赶紧用炭灰朝脸上抹了几把，若无其事地照常做饭。那几个警察搜查了一阵，失望地走了。到下午5时左右，同住的同学在确认暗布在周围的警察已经离开后，才护送张国焘到沙滩北大第一院。

张国焘十分机智，到第一院后，便找到蒋梦麟和学生干事会的一些负责人，商讨对付的办法。学生会的负责人认为，这次警察的突然袭击，是对学生的又一次报复和镇压行为。他们估计，被北京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学生可能还有很多，为避免学生再受打击，决定所有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起来，其中一部分学生可分赴各地去活动。

根据这一决定，次日拂晓，张国焘和罗家伦绕道永定门，溜出北京城，在一个小站搭上火车，悄然南下。两天后，张国焘和罗家伦以北京学联代表的名义到达上海。

张国焘和罗家伦到达上海后，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上介绍了北京政府压迫学生、禁止抵制日货以及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等情况，呼吁全国各界一致向北京政府抗争。

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标榜同情民众的反日运动，提出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铁路等主张。上海民众团体曾召开盛大的国民大会，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张国焘等参加了这次大会。

在上海，张国焘还见到了孙中山。

1920年1月的一天中午，张国焘和许德珩、康白情、天津女代表刘清扬在法国公园附近的法租界用餐后，临时起意，便闯入了位于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孙中山先生的住宅。当他们兴冲冲地来到孙先生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时，却遭到了拒绝。看门人告诉他们，拜访元帅必须提前预约，没有预约是不可以进的。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听了有些生气地抗议道：“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访，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

许德珩的高声惊动了正在楼下的廖仲恺，他急忙跑出来，将这群突如其来的学生迎接到客厅，并立即上楼去通知了孙中山。

孙中山在客厅会见了他们，互相问好之后，许德珩首先少年气盛地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接着，他们一行四人介绍了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国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南北政局以及如何进行反对北京政府的革命等问题。

孙中山对于他们这些青年坦率的说话并不敷衍，他直率地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战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的革命。”

听到这里，他们四个人都很不服气，抗议道：“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

张国焘又补充道：“托枪不是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革命？如何革命？”

许德珩和他们三个人以责难的口吻表示：“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问题不在枪不行，而在拿枪的人不知道新道德，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笔杆子的斗争，也是斗争，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地与北京政府抗争，难道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一般乡下老百姓的意向？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了。”

“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罢！”

张国焘接着说：“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一番慷慨激昂，说到了孙中山的痛处，也使他对这些北大学子刮目相看。

听了眼前这群学生的长篇大论，孙中山显得有些激动，时而点头赞赏，时而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就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最终是学生们的想法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只有武力是行不通的，要以文化运动来改变大众的思想，才能彻底改变旧社会。孙中山难以说服他们，北大的学生们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罢！”

一直站在旁边的廖仲恺面露怯色地说：“同学们，请你们多坐一会吧，正谈到紧要关头哩！”

孙中山以缓慢的声调回复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大意如下：

一、孙中山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作用。

二、孙中山承认，学生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

三、孙中山叙述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他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6]

孙中山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使在场的冰冷气氛有所缓和，他们一行四人便离开了。

孙中山的谦虚谨慎，打动了大部分学生，但却使血气方刚的张国焘失望。他甚至以为，第一号革命家孙中山也不过如此，以至于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张国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没有多大区别。

到了1920年4月间，张国焘收到北京同学寄来的几封信，得知北京的情形已稍有好转，如果返回北京，大概已没有被捕的危险了。接到来信，张国焘考虑到之前在北京有过学生运动和民众工作的经验，以及回校可继续未完成的学业，最后决意返回北京。

[1]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9页。

[2]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一期“会务纪闻”，1919年7月15日。

[3] 王性初、何定华主编：《中共一大的湖北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4] 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6页。

[5] 宗白华，南京追悼会祭词，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王光祈先生纪念册，上海，内部出版，1936年，第105页。

[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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