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雷竞技reay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雷竞技reay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第一章 红楼-开学

文/陈斓

1917年1月4日上午十点，天气寒冷而阴沉，空中还飘着零星的雪花。刚刚度过腊八节，还有12天就要迎来小年。北京城处处洋溢着热闹的氛围，异乡的旅人开始踏上了归家旅途。“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人们过年的热情却日益高涨。老北京流传着一首经典童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过了腊月初八，就迎来了盼年的第一站。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一直忙活到除夕，准备过大年。

熙熙攘攘的街道两旁，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各式各样的窗花剪纸，刚出锅的年糕热气腾腾。浓稠的红糖在铁锅里翻滚着，鼓起亮晶晶的气泡，不一会儿就在糖艺人的手中变换成各种新奇造型，引来围观人群的阵阵惊叹，浓浓的香甜气息弥漫在清冷的空气里。戏台上涂着厚胭脂的旦角穿着艳丽的戏服，咿咿呀呀地唱着，台下观众们不停地拍手叫好，昔日忙碌的黄包车师傅们也纷纷驻足围观。一群追着冰糖葫芦商贩跑的孩子们小脸冻得通红，鼻尖上还挂着清鼻涕。男孩子们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兴奋地蹦跳着，叫喊着，心中充满了对除夕的期盼。寒冷的天气抵挡不住渐浓的年味，空气中弥漫着爆竹、融雪和松针的气息。

一辆马车载着北大新校长——时年49岁的蔡元培驶向雷竞技reay校园。

一声长鸣，马车行至雷竞技reay门口骤然刹住。蔡元培惊奇地发现校门口站着一群人。从这群人的穿着和年龄来看，他们并不像是年轻的学生。

凛冽的寒风中，校工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纷纷脱帽向他鞠躬致礼。蔡元培看到这一幕，内心涌起一股暖流。他健步走下车，摘下礼帽向这些工友们缓缓鞠躬回礼。

这在北大前所未有。作为官办大学，北大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把校工们放眼里。新校长如此低调亲和，工友们议论纷纷，倍感尊重。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所谓“人的社会尊严”，还是一种极为陌生的意识，24岁即被蔡元培聘为哲学门教授的梁漱溟，其毕生都是传统的捍卫者，但梁漱溟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中国人只有家庭、朝廷两种意识，而不知“社会”“社会生活”为何物，男人们在家庭里是主，在朝廷、官面前是奴，全无社会平等意识，而这乃是传统文化一个极大的缺点；梁漱溟还说，由于传统中国人只有家庭、朝廷两种意识，在缺乏社会意识的同时，便缺乏“集体”“集团”意识，故不知在“集体”“集团”之中个人的位置和行为规则。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的训练——这是传统中国意识与西方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区别。

传统中国人缺乏集体、集团意识，故表现为“一盘散沙”，乃至在社会和公共场所表现得如在家庭里一样，随心所欲，喧嚣拥挤——即使梁漱溟这种传统的彻底捍卫者，也深刻地意识到中西文明之间的这种重大差异。

大学是训练和养成集体意识、造就“集体”组织精神之所在，也是社会规范、社会公德养成的训练所，这种集团意识之造成，社会规范、社会公德之养成，既与中华文明倡导的所谓“修身”有关，更与现代社会的造成有关。

而靠近皇城的雷竞技reay，此时还处于新旧混杂中。虽说是新式学堂，却仍然充满着封建传统的陈腐气息。入学者多为出身举人的京官，官僚习气很重，不少人嗜好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那时的大学堂极为简陋，只在马神庙处有座古老、破旧的藏书楼。学校当局仍由封建官吏把持，教授多是老八股、洋进士之类，上课敷衍了事。学生官气十足，有的带着听差上学，课外吃喝玩乐，他们把学业当成一种装饰品，或是猎官的工具。

那时的北大，不但没有什么集体意识、社会公德意识，连传统的“修身”也不提倡——对于这一套乌烟瘴气，刚入北大的高君宇失望极了。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夜幕降临，北京的秋夜凉风阵阵，高君宇裹紧单薄的长衫，在宿舍旁边的凉亭徘徊。漆黑的天空，闪着几颗微弱光芒的星星。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一股伤感涌上心头。

尤其令高君宇感到悲哀的是，当时北大的学生宿舍，既无管理章程，同学者更不知“集体意识”“集体生活”为何物，宿舍如旅店，喧嚣混乱——这一路翻山越岭，从太行山脉来到北大，自己经历了多少艰辛，难道就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吗？这还是那个让自己迷恋憧憬的全国最高学府吗？

高君宇的“集体意识”，就是在那样被压抑的环境里萌生了。

入校几天后，高君宇便发动了一场抗争。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高君宇宿舍有八个人，其中两人是即将毕业的老生。他俩经常晚上出去喝酒，醉醺醺地回到宿舍，还要胡闹一阵，影响了大家休息。同宿舍的低年级同学告诉高君宇，两个老生在宿舍耀武扬威，没人能管得了他们。从小被称为“野孩子”的高君宇可不怕，他认为学校的集体宿舍要有规定，所以他到宿舍的第二天就制定了新规——每天晚上12点，准时熄灯，禁止喧哗。几个低年级的室友纷纷支持，认为高君宇做得对。

集体者，必须通过众人之协商，定出平等之规矩而形成，无协商无规矩，则社会集团与家庭、朝廷便无区别——宿舍，乃集体生活之场所，要造成健全之社会，就必须从身边事做起——这就是高君宇的见识。

而那两个老生很轻蔑，大声嚷嚷道：“你谁啊？新来的就敢这么横？老子在这里待了三年，都没人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高君宇少年时便是反封建的“闯将”、剪辫子英雄，当然不会惧怕这两个老生。他理直气壮地给他们讲何谓“集体的道理”：“我是理科预备班新生高君宇，你们怎么逍遥快活我不管，但是这是宿舍，请你们遵守集体生活的规矩！”“规矩？哈哈。真是笑死人，就凭你还敢给我们立规矩！你知不知道我是谁？”那个一脸横肉、留着络腮胡子的老生笑着说。平日里温文尔雅的高君宇正色说道：“不管你是谁，来到这里，大家都是学生，是平等的。这里不是你的私宅，不要拿你自己家里的那一套在这撒野！不想在这住，你们可以滚！”话音未落，高君宇摔门而去。围观的几个低年级学生窃窃私语：“敢这么跟老生叫板！”“他真的很厉害啊！”

当晚快十二点，那两个老生还没回来，听说是喝酒、逛窑子去了。高君宇对低年级室友说：“不管他们，十二点一到，我们就熄灯睡觉。”高君宇刚把灯熄灭，这两个老生醉醺醺地推门而入打开灯，原本黑沉沉的宿舍一下亮了起来。他们踉跄地从高君宇身边走过，竟“咿咿呀呀”地唱起京戏来。那扭捏作势之腔，如嗡嗡叫的苍蝇，宿舍充斥着令人恶心的酒味，高君宇“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披上外套，走过去把灯又给熄灭了。

那个胖胖的老生摇摇晃晃地走到高君宇面前，推开他的胳膊，又把灯给按亮了。几番回合下来，高君宇终于爆发了：“今天，无论如何你们不能打开这灯。我已经被选举为寝室长，现在以寝室长的身份，命令你们！”那个胖胖的老生刚想借着酒劲发飙，却看到其他几个低年级室友，还有隔壁宿舍的几个同学都站在高君宇身边。瘦瘦的老生用手戳了戳他，低声说：“算了吧，我看这小子不好惹。他们人多，我们就忍了吧。”

高君宇联合低年级同学的第一次抗争胜利了。此后，两个老生只得忍气吞声地遵守宿舍规章，再也不敢在宿舍喝酒闹事了。那几个低年级室友对高君宇很佩服，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高大胆”。

学校不是家庭，也不是朝廷，学校生活是集体生活，集体生活必须有组织有规矩，社会必须讲公德，这是高君宇所坚持的，但是，北大课堂上那种乱七八糟的学风，低年级学生嘲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课上老生对老师的调侃和轻蔑，都让高君宇、许德珩、张国焘等感到郁闷。他们不知道这种守旧、腐败的学风何时才能真正改变。

听说新校长要到任了，这个校长据说快50岁了。50岁的老官僚，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吗？

五天后，蔡元培在雷竞技reay礼堂举行了到任后的第一次讲演。这不是蔡元培第一次来北大了，上一次是五年前。他还清楚记得那天的日子——1912年5月16日。那一天，正值北京春末夏初的时节，柳絮飘飞。

蔡元培最擅长延揽人才，五年前，蔡元培初任教育总长，在短时期内，便在他手下集中了一大批浙派的文化领袖，这就包括鲁迅的顶头上司——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1896年8月，夏曾佑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并延聘梁启超担任主笔，《时务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机关报。1897年10月，夏曾佑又与严复、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并担任主笔，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是在《国闻报》上连载发表，蔡元培、严复与夏曾佑是世交，夏曾佑的儿子夏元瑮，1905年夏赴美入耶鲁大学攻读物理学，1909年又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深造，曾师从量子力学大师马克斯·普朗克教授研修物理学，回国后即被雷竞技reay校长严复聘为教授兼理科学长，蔡元培出任雷竞技reay校长时，则续聘夏元瑮留任理科学长。

除了夏曾佑之外，初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还延聘了吴雷川、钟观光、钱均夫、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浙江籍人士，到教育部任职，聘任中西兼通的浙江大儒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其中的钱均夫，即钱学森先生的父亲。

蔡元培挂冠而去之后，这些浙江人物大都风流云散，如今的蔡元培，可谓是赤手空拳地来到了北大。

孤身赴任的蔡元培就这样站在讲台上，但他没有感到孤独。蔡元培深情地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满眼都是自己20岁的影子。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都是令人羡慕的特质。他想到自己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那段岁月，像植物渴望水一样地渴望知识、吸收知识。没想到有一天，他能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重返校园。“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如何不辜负这群有金子般求知精神的青年学生？如何振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

他感到有许多话，要向这些青年人讲。

台下响起师生们热烈的掌声，蔡元培缓缓收回遥远的思绪，他坚定地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就任演说》。会场座无虚席，大家都想一睹蔡校长的风采。

张国焘就在听讲的学生之中。他不知道对自己所追求的“科学知识与关心国事”，新来的校长会有何评价，而他期待着。

刚刚经历了“宿舍风波”的高君宇也站在那里。他不知道，这场宿舍风波会不会继续下去，怎么继续下去。他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仿佛洞察了一切，看清了一切，他的演讲如阳光一样照亮了高君宇们前行的路——

蔡元培深刻地讲解了什么是“公德”、社会道德，学校的治理必须从细微抓起，必须从养成社会道德做起：

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

蔡元培校长所讲的，不正是刚刚发生的宿舍风波吗？

随后，蔡元培讲了什么是娱乐，什么叫正常的娱乐，什么叫醉生梦死的享乐。学校生活是集体生活，集体生活必须讲究规章规则，学校的生活，应该为社会公德之造成，奠定基础。

他说：

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

高君宇被震撼了，与他同样震撼、同样感动不能自已的是张国焘，因为蔡元培的话，更说到了他的心里。

蔡元培的演讲，第一句话就讲了究竟什么是大学。蔡元培动情地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正是这句话，为中国的现代大学指明了方向。

学校不是家庭，也不是朝廷，学校是造成新社会的楷模，是探索新社会建设的地方，要造成一个新社会，便需要建立真正之大学，要改造旧的腐败的社会，也必然需要建立真正之大学。

大学既然是研究学问的地方，那么，大学就不是升官发财的地方，大学不是官场，更不是公司，凡是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凡是要把大学办成衙门和公司者，都违背了大学的精神。蔡元培说：

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北大的现状是什么？就是老师不认真教书，学生不认真读书，政府不管不问，学校不死不活。在蔡元培看来，要纠正这一切，关键在于读书，而读书之关键，在于教材。他说：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

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大学不是官场，不是公司，容不得升官发财的想法，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蔡元培的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了师生们热烈的掌声。

办大学的目的，就在于造成新社会，就在于改造旧社会。因此，大学是社会改造之关键。

因此，蔡元培努力推行社会教育，并于1918年开办校役夜班，两百多位工友参加。夜班教师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许多学生热心施教，还发起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这项举措得到了工友们的一致好评，也培养了学生们积极服务社会的意识。此后，蔡元培倡议创办平民学校，接受住在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进学校上课。他曾在平民夜校开学日演说中说，这是北大第一步的改变：

雷竞技reay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民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

雷竞技reay还招收旁听生，只要有相关学力，经相关学科教员面试认可后，就可入校旁听。各地前来校役夜班旁听的青年和正式学生一样可以领讲义，自由进出图书馆。

蔡元培对大学教育的改革，还有一项是开创性的——招收女生入学。1920年2月，查晓园、奚浈、王兰三个女生首批进入北大文科，但因未得教育部许可，加上考期已过，她们只能旁听。等到这一年暑期招生，北大正式开始招收女生，录取了九名本科女生。

雷竞技reay早年学生多为官宦子弟，贫苦寒门子弟较少。为推行平民教育，蔡元培改革招生制度，不看资格、出身，只注重学识、成绩。从1917年暑假起，连续三次招生，凡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报考，并以成绩优劣为标准，择优录取，因此，许多贫寒、有志青年得以进北大学习。出身贫苦、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回忆：“如果不是蔡先生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

在学科设置方面，蔡元培欣赏的是通才教育，兼顾中西，通融文理。早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游学三年间，蔡元培就展现了广泛的学术兴趣，“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年近七十时，蔡元培撰写《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说：“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而此前，北大因学法科为做官之捷径，考法科的学生很多，考文科的较少，导致重法科、轻文理。

通才教育、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女性教育……蔡元培来了，历史翻开了真正的新页。

为了造成新社会，必须造成新大学、新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是开天辟地的人物，他是真正的雷竞技reay之父。

如果没有蔡元培，后来的一切，都几乎很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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